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时代，而盛唐则是巅峰中的巅峰。这一时期，三位大诗人占据了诗坛中最重要的位置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：“诗仙”李白的诗歌意境开阔、浪漫豪放，读来令人悠然神往；“诗佛”王维的诗歌空灵静定、恬淡自然，读来令人宁静平和；“诗圣”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、悲天悯人，读来令人潸然泪下。满纸血泪，千古常新，杜甫的作品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，这力量不仅来自他出众的文采，而且来自他倾注笔端的深情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他浓重的家国情怀。
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： 无法割舍的亲情牵挂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杜甫对于家庭十分看重，他诗歌中经常出现对于家人的描写。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秋，杜甫因安史之乱困居长安，他思念着位于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的妻儿，写下这首《月夜》：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兵荒马乱，家人离散，在这样的秋夜，妻子想必也在望月怀远，不知道她会不会云鬟沾湿、玉臂生寒？而儿女年纪尚幼，可能还不知道思念身在长安的父亲吧？字里行间，真情流露。战乱之中，杜甫热情盼望收到家书，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但是又怕家书传来噩耗，所以“反畏消息来，寸心亦何有”，从盼家书到怕家书，这种惴惴然微妙的心理变化跃然纸上，让人唏嘘。杜甫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，在次子宗武生日那天，写下对他的勉励：“诗是吾家事，人传世上情。熟精文选理，休觅彩衣轻。”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，杜甫分外珍惜，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，虽是寻常生活，读来却让人觉得平和幸福。但杜甫没有沉湎于个人和家庭的悲欢，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对家国民众的关注。他既是一个家庭的领路人，又是整个时代的记录者。他将对亲人的惦念和对人民的眷恋融合，将小家的浮沉与国家的兴衰融合，真挚而博大。
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： 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杜甫出身名门，才华横溢，因而年轻时对仕途充满信心，立志在为官之后，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辅佐君主以济天下苍生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初试不第，求取官职之路亦是四处碰壁，直到安史之乱前夕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，后来历尽艰辛，只身逃出，投奔驻于凤翔的唐肃宗。肃宗感其忠义和文采，于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。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。朝廷愍生还，亲故伤老丑。涕泪授拾遗，流离主恩厚。”这首《述怀》描述的就是杜甫对于此次被授左拾遗的喜悦、感激之情。拾遗虽然官品不高，但却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，因此杜甫这次担任左拾遗，是他一生中最接近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期。“不寝听金钥，因风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”，这首《春宿左省》描写杜甫在门下省值夜时的心情，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系政事的勤勉。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六月，在担任左拾遗短短一年之后，杜甫因为房琯事件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，却无扭转乾坤之力，任华州司功参军不足一年便弃官，飘零江湖，生计窘迫。但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，杜甫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大历四年（公元769年）秋天，杜甫在给道州刺史裴虬的回赠诗中，殷切嘱托他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”。写这首诗时，杜甫已经老病交加、时日无多，他自知衰朽多病之躯已经无法再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了，因而嘱托朋友。他胸怀着不变的忠贞和坚韧，从未放弃过经天纬地的抱负和理想。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： 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杜甫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国家，爱它的山川江河，爱它的四时风物。“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”，这是泰山的雄奇秀丽；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这是长江的奔腾壮阔；“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，这是春日的明媚旖旎；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这是秋天的清澈明净。所以当这样的家国破碎，那种锥心之痛无以言表，确实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。杜甫的一生，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，战争离乱使他对于国家倾注了格外深厚的感情。他时刻关心战局进展，时刻关心国家安危，所以当听到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的消息时，无法抑制欢喜，一刻都不想等待，只想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是杜甫生平第一快诗，全无杜诗一贯的凝重稳健，一气奔流、略无凝滞，爱国之情奔涌全篇。暮年寓居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时，杜甫创造了代表他一生诗歌最高成就的作品——《秋兴八首》组诗。《秋兴八首》以遥望长安为主题，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中不仅呈现身世之悲、离乱之苦，而且弥漫着故园之思、家国之情。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”明写心系故园之情，“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北斗望京华”直抒思念国都之意，悲壮苍凉，意境深闳。就算山河破碎，就算漂泊无依，但一刻都不曾放下对国家的深情，这是一种不可撼动的坚定与执着。
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： 心系苍生的为民情结
杜甫的诗被称为“诗史”，其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《悲陈陶》《悲青坂》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离乱中人民的痛苦生活，几乎每一首诗都是一出悲剧，字字血泪，句句沉重。其实单就作品的文学性而言，过度的写实会减损其艺术性，但杜甫为什么要坚持以诗为史、记录时代？他何尝不能纵横捭阖、恣意飞扬？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”是何等的高度！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是何等的气魄！但是，他愿意俯下身子，贴近大地，贴近苍生，去记录时代的悲歌，去担负人民的苦难。杜甫心系苍生的情结不仅体现在上述堪称“诗史”的作品中，在其日常生活细微的点滴中也有折射。公元759年岁末，杜甫迁居蜀中，次年春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草堂，过了一段相对安稳、闲适的生活。但某个秋日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使得诗人全家陷入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困境中。然而就是在这样“长夜沾湿何由彻”的煎熬中，杜甫更多想到的是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，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庇护、免除饥寒。他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写道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，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将自己的苦痛悲愤化为对他人的关爱，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胸怀气度，更是一种打动人心的悲悯情怀。
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《文学小言》中写道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，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，殆未之有也。”的确，杜甫有圣贤之心，但却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；他饱尝了世间的苦难悲凉，但一腔火热的真情从未冷却。他获得“诗圣”的美誉，不仅是因为精深醇厚的诗歌造诣、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，更是因为他心系家国的品格、心系苍生的情怀。这种品格和情怀穿越历史的云烟，在今天仍然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。
